在看这里嘉靖帝拜仇鸾为大将军,而这个仇鸾可是贪生怕死之辈,用这种人去抵抗鞑靼军队,就可以想象当时明朝内部官员都有多么畏战怕死了。兵部尚书丁汝夔问计于内阁首辅也是明朝历史上的大奸臣严嵩,而严嵩更是畏敌如虎,他指使兵部尚书丁汝夔对鞑靼军队避而不战,任由鞑靼军队肆意在北京郊外烧杀抢掠。严嵩说:塞上打仗,败了可以掩饰,京郊打仗,败了不可掩饰,俺答不过是掠食贼,饱了自然便去。
丁汝夔因此会意,他下令京郊各关隘不可轻举妄动,并指示仇鸾也要坚壁不战,不发一失。仇鸾本来就是畏战之人,他本不想与俺答汗交战,更何况还有了兵部尚书丁汝夔的指示,仇鸾则更加名正言顺的怯战。于是俺答汗在京郊附近劫掠八天,在饱掠之后得到了明朝同意通贡增加边境贸易的许可后,方才撤军从古北口而退。庚戌之变后从民间到嘉靖帝本人都是震怒不已,民间对中央政府的军事无作为是非常不满,而嘉靖帝本人也认为庚戌之变是奇耻大辱,非常震怒,严嵩在上下各级压力下推丁汝夔出来当替罪羊,最终在严嵩的弹劾下以及嘉靖帝需要找出气筒的情况下,丁汝夔被中央斩首问罪。
丁汝夔在临死时高喊“奸臣严嵩误我。”这件公案直到明穆宗隆庆帝登基后才将庚戌之变主要责任放在了严嵩身上。可以说造成庚戌之变的责任就在明朝君臣身上,首先嘉靖帝虽然善于揽权,但是却不务正业,整天修道追求长生不老,其次在嘉靖帝不务正业的时候,明朝上下的大臣更都是像严嵩这般阿谀谄媚之辈,都在想着怎么讨好谄媚嘉靖帝。
所以害怕触及自己利益的严嵩、贪生怕死的仇鸾、畏敌如虎的丁汝夔可以大权在握,以奸臣严嵩为首的朝臣在面对俺答汗时,他们首先考虑的不是如何应对敌人,而是只求无过,保证自身利益,所以放任了俺答汗劫掠。即使当时以明朝军队的战斗力,如果严嵩命令丁汝夔奋勇抵抗,各地勤王军队已经就位的情况下,击退俺答汗不成问题。毕竟俺答汗属于孤军深入作战,而明朝军队占据主场优势,即使明朝军队的单兵能力不如鞑靼军队,以天时、地理外加人和的优势,明朝军队只要沉稳应对绝对不会重蹈土木堡之变的屈辱,而且嘉靖帝也不可能亲自上阵,因为他没有那勇气。
主要归根到底在于土木堡之变带给明朝君臣太多的震撼和惊恐,所以严嵩等朝臣怯战害怕背上失败的过错。庚戌之变主要责任还在于嘉靖帝统治混乱,决策指挥者如严嵩、仇鸾、丁汝夔的怯弱,所以虽然庚戌之变没有像土木堡那般的屈辱,也成为了明朝历史上第二大的屈辱,任由蒙古鞑靼军队在首都城外肆意劫掠,这绝对是明朝可以钉在耻辱柱上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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