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是对“名”的解释、补充，所谓“名字”，就是这样来的。这个东西就略微有技术含量，在古代，穷人起个名，一个“狗蛋”之流完事，人们长期地挣扎于温饱线上，什么抱负都是空想，所以，字几乎是士大夫、文人、书生的特权。一般来说，“字”是和“名”相表里的，所以也称“表字”，如《离骚》里面屈原的自述，“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所谓“正则”，即“平”，而“灵均”即“原”，即名为“平”而字为“原”。
以“字”为“名”之补充，宋代的晃补之可谓经典案例，他字“无咎”，补之而无咎，志气高、野心大。所谓“号”，如苏东坡、郑板桥、朱柏庐，乍看之下，高大上，在古代，只有混得还不赖的中上层，才会有号，底层泥腿子，没有这种雅兴，就算真有号，那也很难被史书记下来。所谓“号”，就是个别称，也叫做别号。别号中以“居士”、“山人”最为常见，不过现代人如果听见这种东西，第一反应恐怕是修真题材文艺作品中的人物。
为什么文言文中称呼一个人的姓名（两个字）只称名，而现代叫两个字的名字是姓名一起叫？
关于名字如何称呼，这其中有大学问，不是乱叫的。尤其是在古代，不同的称呼有不同的涵义。古人会起很多“称呼”，用于不同的场景古人讲求“礼”，也就是规矩，尊卑上下分得很清，这是维护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条件。所以，在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称呼，以此作为区别。对于“单名”来说，就是除了姓之外，只有一个字的名字，直呼其名的一般都是长辈对晚辈、尊位对卑位。
比如《论语》当中，孔子叫弟子的时候，直接就是“求”、“点”、“赤”等等，不用加上“姓”。比较特殊的就像弟子问孔子的时候，称呼其弟子有时候也是直接像孔子一样直呼其名，这是因为所站的角度不同。而关系比较好的朋友之间是平辈，称呼的往往是“字”，不带姓名。古时候的“字”取得时间是在成人之后，“名”比较早，婴儿出身三个月就可以取名，但是“字”要在成人礼的那一天来取。
一般都和“名”有关。比如说诸葛亮，其名是“亮”，他的字就是“孔明”，二者是有关系的。这种关系在古代很明显，但是因为古汉语和现代汉语一些称呼和字词的含义有所变化，所以有些关联已经不能太好地理解了。比如诗人“屈原”，实际上是名是“平”，“原”是他的字。“广平曰原”，所以他的字“原”和名“平”是有关联的。这种称呼一般用于关系较好的朋友之间，也是比较客气的说法，表示亲昵和尊重。
顺带一说，古人有时候称呼一个人会把姓名和字连在一起，顺序是姓、字、名。很多古装剧都犯过错误，因为是顺序是姓、名、字，这是不对的。如果关系更亲密一点，是不称姓名和字的，直接叫“小名”，比如很多人就称呼曹操为“阿瞒”，就是这个道理。晚辈称呼长辈的时候，要用尊称，一般也称“字”。比如称孔子为“仲尼”或者“仲尼父”，一般不会直接称“孔丘”。
但是最尊敬的称呼是既不称名，也不称字，比如称呼孔子直接就是“夫子”，后来也用郡望、官职、别号来代指，比如称杜甫就是“杜工部”，称苏轼为“苏东坡”，称王安石为“王临川”等等。一般情况下，自称的时候才会只称“名”。比如孔子自谦的时候会称呼自己为“丘”。孔子问冉有，冉有自称自己的名就是“求”。书面语当中的称呼和口语有所不同文言文中，书面语是用于记录的，它和口语有所差别。
这其中有语法的问题。比如说，像《史记》、《汉书》等等这样的文献当中，在叙事的时候有时候会用某一个人的名来做主语。比如班固在《汉书》中就这样写：追观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风俗，谊之所陈略施行矣。可以看到，其中的主语就是用了“谊”这一个字来指代贾谊，在书写上更为简单，语意也不受影响。这样的写法在很多文章当中都是很常见的，完全就是文言文记叙时候的语法，和尊卑、习俗等等都没有关系。
书面语中还有一种情况比较常见，那就是“省略主语”，把人名都省去了，要通过上下文的语意来判断到底说的是谁。这种方法在现代汉语当中是一种语病，叫做“偷换主语”，但在文言文的书面中是一个常用语法。比如《桃花源记》当中有这样一段话：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前一句是说桃花源中的人见到渔人很惊讶，但是省略了主语，而紧跟着“具答之”是渔人的行为，但是在之前的主语不是渔人的前提下，依然变换了主语。
所以在文言文的书面语当中，称呼人的方式主要是以单字或者直接省略为多，只要文意畅达，自然是越简越好，语法的约束也主要是通过“虚词”来进行的。现代汉语中，因为要符合一定的语法规范，毕竟从文言文到现代汉语的过程中，首先建立起来的往往就是使用规则，也就是语法，所以难免有些复杂。无论是口语还书面语，称呼一个人的时候，古汉语文言文当中因为有更多的选择，所以要视情况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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