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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赋是什么意思

送给

赋是什么意思

2，破阵子 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的赋是什么意思

这里的“赋”是作诗词、赋诗词的意思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写给陈亮一首豪放词

破阵子 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的赋是什么意思

3，天赋的赋是什么意思

赐予 给予的意思
给予的意思
赐予，给予

天赋的赋是什么意思

4，赋是什么

　　赋，中国古典文学的一种重要文体，虽然对于现代人来说，其远不及诗词、散文、小说那样脍炙人口。但在古代，特别在汉唐时诗与赋往往并举连称，从曹丕的“诗赋欲丽”和陆机的“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可窥端倪。　　那么，何为赋呢？赋萌生于战国，兴盛于汉唐，衰于宋元明清。在汉唐时期，有只作赋而不写诗的文人，却几乎没有只作诗而不写赋的才子。建安以后乃至整个六朝时期，对赋的推崇甚至于诗。《史记》中称屈原的作品为赋，《汉书》也称屈原等人的作品为赋。后人因推尊《史》、《汉》，所以便把屈原等人作品称为之赋。　　“赋”字用为文体的第一人应推司马迁。在汉文帝时“诗”已设立博士，成为经学。在这种背景下，称屈原的作品为诗是极不合适的。但屈原的作品又往往只可诵读而不能歌唱，若用“歌”称也名不正言不顺。于是，司马迁就选择“辞”与“赋”这两个名称。不过，他还是倾向于把屈原的作品以“辞”来命名，这是由于屈原的作品富于文采之故。而把宋玉、唐勒、景差等人作品称为“赋”。真 正把自己作品称为赋的作家第一人是司马相如。而后，到西汉末年，文人们就常以“赋”名篇自己的作品了。　　赋是介于诗、文之间的边缘文体。在两者之间，赋又更近于诗体。从汉至唐初这段时期，赋近于诗而远于文，从主题上看，楚辞体作品主题较为单一，多为“悲士不遇”。而其形式也比较固定，都是仿效屈原作品体式，象屈原那样书写自己的不幸与愁思。 屈原的《招魂》全篇的铺张夸饰，对汉大赋的影响不言而喻。赋自诞生之日便 带有浓厚的文人气息，这就是受楚辞影响极深的原因。骚体赋，多采用楚辞的“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也常继用了楚辞的“引类譬喻” 手法。　　赋与诗的盘根错节，互相影响从“赋”字的形成就已开始。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更出现了诗、赋合流的现象。但诗与赋必竟是两种文体，一般来说，诗大多为情而造文，而赋却常常为文而造情。诗以抒发情感为重，赋则以叙事状物为主。清人刘熙载说：“赋别于诗者，诗辞情少而声情多，赋声情少而辞情多。”　　汉赋的体式上大致有三种，即骚体赋、四言诗体赋和散体赋（或称大赋）。。从赋的结构、语言方面看，散体、七体、设论体、及唐代文体赋又都比较接近于散文，有的完全可归于散文的范畴。赋的似诗似文的特征，与现代文学中的散文诗有些相像。 它主要有三个特点：一、语句上以四、六字句为主，并追求骈偶；二、语音上要求声律谐协；三、文辞上讲究藻饰和用典。 排偶和藻饰是汉赋的一大特征。　　骈文受赋的影响很大，骈比起于东汉，成熟于南北朝。在文章中广泛用赋的骈比形式，是汉代文人的常习。以至于有些以赋名篇的文章都被人视作骈文。象南朝刘宋的鲍照的《芜城赋》、谢惠连的《雪赋》及谢庄的《月赋》等。

5，什么是赋

　　汉赋源自《楚辞》，盛于汉。它是汉朝的一个主要文体，在前章我们说汉诗时，曾提到，汉朝的诗歌作品比较少，那么文人们都在做什么呢？一部分文人力致于经学，而另一部分文人则重赋体。《汉书·艺文志》说：“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又说“不歌而颂谓之赋”。赋在中国古代文体中，是次于诗歌的一种体裁，之所以次，是因为其创作难度大，而用处却不大，后世将其演变为八股，主要用于科举考试。 　　内容及发展 　　汉赋分小赋和大赋。小赋多为抒情作品，大赋多写宫观园苑之盛和帝王生活。它以散文来记叙，以韵文来描写，韵散相间，介乎诗与散文之间。汉赋有特点，除了押韵、换韵、多用四六字句、文前常有序等一般形式以外，是篇幅长，多写京邑园林，尽力铺陈，堆砌生僻名物和形容词语，常是由假设的二人问答引起。过分铺陈，又篇幅长，至少是现在读，会感到沉闷，不能引人入胜。这样的赋，在古代是受到重视的。 　　魏晋六朝时，赋仍然为文人所重视，但不能是时有写景物（如《小园赋》之类）之赋出现，或有写心情（如《思旧赋》《别赋》《恨赋》之类）。再者就是要比汉时的赋要短的多，清新雅淡，而无很多生僻难解之家，如鲍照《芜城赋》、庾信《哀江南赋》、江淹《别赋》这样的小赋，我们读起来，也会很有美感。 　　到了唐，出现“律赋”，用于考试，在赋上限了韵，并命题写赋。扔掉了六朝赋的感情色彩，而成为纯的有韵的考试工具。 　　科场之外，有些文人发思古之幽情，随笔写些小赋，押韵不严格，语句常散行，如欧阳修《秋声赋》和苏轼《赤壁赋》之类，后代称为“文赋”。这种赋就性质说是真正的复古，因为古人抒情，有时歌，歌词是诗；有时颂，颂词是赋。登高能赋，不事前准备，推想应该是框框不多的。可是后代人看律赋惯了，总觉得不衫不履、没有板眼的文赋不是赋的正宗。 　　上文中部分内容引自张中行先生所著的《文言和白话》 　　作者 　　汉赋的主要代表人物有： 　　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大人赋》《哀二世赋》《长门赋》《美人赋》 　　枚乘：《七发》（楚辞体）《柳赋》《梁王菟园赋》 　　贾谊：《（左服右鸟）鸟赋》 　　杨雄：《河东赋》《校猎赋》《长杨赋》 　　王褒：《洞箫赋》 　　…… 　　总结 　　除了上面所提及的赋之外，称得上大赋的还有著名的《二京赋》、《三都赋》，可以怡情述意的小赋就更多了：王粲《登楼》、陶渊明《闲情赋》等等，不一列举。这些赋，无论是骚体古赋还是骈赋，或是文赋，都是有一个共性，就是严谨。他们围绕着一个主题，非常周密在这个主题上开始阐述，无论是词藻华美的汉赋还是雅致可人的六朝赋，或是新秀的唐赋，皆是如此。这种严谨我们把它学习并运用在诗词创作歌行体是非常必要的。 　　一篇洋洋洒洒的赋，韵工意美，并不代表你的诗歌已经达到了什么水平，但严谨的思路，至少可以说明你已经有能力用赋体或是歌行体来表达你想表达的意思了。

6，何谓赋

在中国文学史上，赋作为一种独特的文体，历来受到文人的重视，特别是汉赋，从题材、体裁、表现方式、审美形式上，都极大地拓展了中国文学的表现空间，所以，从《文选》开始，赋的创作常常被放在文人文集之首。但是，什么是赋，即哪种文体可以称为赋，哪种文体不可以称为赋，赋是什么，即赋究竟应该属于诗歌还是散文，或者是一种其他的文体，至今仍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 20世纪以来，研究赋文学的人，对赋的内涵和外延进行有益的研究。有学者在诗歌、散文等文体中寻找赋的位置。20世纪初期的曹聚仁先生，曾经发表了《赋到底是什么？是诗还是散文》的文章。到了20世纪末，赵敏俐著《汉代诗歌史论》，则把汉赋纳入汉诗之中进行考察。另一方面，赋文学究竟包括哪些文体，也是学者们关注的问题。游国恩先生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以及各类赋体文学研究著作、汉魏赋体文学选本，甚至包括最近几年的新编文学史著作，则把一些没有标明是“赋”的作品，如七体、对问体文学，都列入赋文体中。费振刚先生等编篡的《全汉赋》，也是依此为取舍标准，故比《文选》及清人陈元龙所撰《历代赋汇》等选本的编选标准要宽泛得多。 毫无疑问，对赋体文学的内涵和外延的探讨，意味着赋体文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但是，客观上，我们也应该看到，上述观点，有可能使赋体文学的界限变得模糊，并最终影响到对赋体文学传统和赋体文学的文体特征的清晰把握。 赋文体内涵和外延的模糊性，始于《汉书·艺文志》，班固云“不歌而诵谓之赋”，以屈原作品为赋，以为荀子、屈原都是“作赋以风”。无论班固之“赋”所指是不是文体，但是客观上我们不能排除班固以荀子、屈原作品为赋体文学的可能。所以，近人骆鸿凯先生《文选学·体式》认为“赋辞通称，辞为大名，赋为小名，其来已旧”。 不过，我们也注意到，在班固之前，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司马迁的这一段话，使我们也可以认为司马迁在这里区分了“辞”和“赋”二者，并且告诉我们，“辞”和“赋”是两个既互相联系，又互相区别的文学体裁，宋玉、唐勒、景差等人喜欢“辞”，而其成名却是“赋”；宋玉等人的文学成就主要应该来自于赋，他们在政治上虽不能“直谏”，但在艺术上的“从容辞令”，与屈原并无不同。拙文《论宋玉唐勒景差“好辞而以赋见称”》对此作了辨析，认为楚辞是诗，而宋玉等人的赋不是诗。 虽然楚辞是赋的重要源头，但是，赋和楚辞不同，这是刘勰早已指出过的，《文心雕龙·明诗》云“逮楚国讽怨，则《离骚》为刺”，则是以楚辞为战国时期的诗。而《文心雕龙·诠赋》则说：“于是荀况《礼》《智》、宋玉《风》《钓》，爰锡名号，与诗画境，六义附庸，蔚成大国。”如此，则刘勰明确表示，赋肇始自荀子、宋玉，而屈原并不能算作是开创赋体文学的人。当然，屈原的作品，特别是《卜居》、《渔夫》，以及收在楚辞中的宋玉等人的作品《九辩》、《招魂》、《大招》，是从楚辞到赋体的过渡，与赋体文学有很大关系，这也是不容否认的。（参看拙著《战国文学史》第六章，武汉出版社1996年版） 20世纪以来，很多学者把赋的起源放在汉代，认为自枚乘《七发》，然后才有大赋，而宋玉的赋不可靠。到了20世纪末，随着《唐革赋》的发现，原来的假说都不攻自破，那么，赋文体的起源，还应该回到刘勰所谓爰锡名号、与诗画境的荀况《礼》、《智》、《云》、《蚕》、《箴》等《赋篇》，以及宋玉《风赋》、《钓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大言赋》、《小言赋》等作品中来。 《文心雕龙·诠赋》说：“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刘勰的这个论述，准确地抓住了赋体文学的基本特征。赋体文学是古诗之流，是从《诗经》六义发展来的，是文学侍从贡献给君主或者皇帝的，班固所谓“或以抒下情而通讽喻，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拥揄扬，著于后嗣，抑以雅颂之亚也”（《文选·两都赋序》）。考察荀子、宋玉赋，我们发现，司马相如、扬雄等汉大赋作家的赋体文学作品所具有的特点，在荀子、宋玉赋中都有明确体现：首先，赋体文学的创作目的是为了讽谏，而且，赋体文学一般都继承《诗经》传统，用序说明创作的目的；其次，赋体文学以对问为基本的结构形式。第三，赋体文学以铺陈排比为基本的描写手法。第四，赋体文学都追求宏丽温雅的审美风格。 由于赋体文学产生在纵横家辈出的战国时期，又由于最初的作者与楚辞有不解之缘，所以，赋体文学自产生之时，就带有纵横家和屈原的影子。但是，赋体文学的最直接的精神传承仍然是《诗经》，从班固、刘勰，一直到程廷祚都强调赋和诗的联系，这是有道理的，而今天的学者更多强调楚辞和战国纵横家对汉赋的影响，而忽略赋体文学在创作目的上与《诗经》的联系，难免有舍本逐末之嫌。 又由于赋体文学在汉代的突出地位，它对汉代的许多文体都产生了影响，而这种影响，也许是互动的关系。日人铃木虎雄《赋史大要》以为“赋颂通名”，近人刘永济先生《十四朝文学要略·赋家之旁衍》云“赋或与箴颂合流”，“或将论说同驾”。案扬雄《酒赋》，又名《九箴》，马融《长笛赋》，又称《长笛颂》，王褒《洞箫赋》，又称《洞箫颂》，项安世《家说》云贾谊之《过秦论》、陆机之《辩亡论》，“皆赋体也”，刘永济先生认为《文选》设论一目，即《答客难》、《答宾戏》、《解嘲》之文，“故赋家之滥觞”。这样的观点，如果强调的是赋与上述文体在汉代某个作家个案之中的相互影响，无疑是看到了问题的实质，但如果把这种影响无限夸大，那就是有害的了。因为箴、颂、论等问题，与赋的功能划分，应该是非常清楚的，所以，章太炎《国故论衡·诗辩》云：“《答客》、《解嘲》兴，文辞之繁，赋之末流尔。”至于以宋玉《对楚王问》为代表的对问体，实际上也是一种应用文体，而以枚乘《七发》为代表的七体，与对问体一脉相承，《文心雕龙·杂文》把它归入杂文之中，应该是很准确的。 要之，今天研究赋文学，我们对赋文学的内涵的认识，固然有不断深入的必要，但是，对于赋的外延，我们应该严格区分赋和受赋文学影响的其他文体的文学，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研究范围，重新回到《文选》和《历代赋汇》所确定的范围中，就是严格限制在以赋命名的作品中，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准确把握赋的内涵及其本质。
在中国文学史上，赋作为一种独特的文体，历来受到文人的重视，特别是汉赋，从题材、体裁、表现方式、审美形式上，都极大地拓展了中国文学的表现空间，所以，从《文选》开始，赋的创作常常被放在文人文集之首。但是，什么是赋，即哪种文体可以称为赋，哪种文体不可以称为赋，赋是什么，即赋究竟应该属于诗歌还是散文，或者是一种其他的文体，至今仍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 20世纪以来，研究赋文学的人，对赋的内涵和外延进行有益的研究。有学者在诗歌、散文等文体中寻找赋奈恢谩?0世纪初期的曹聚仁先生，曾经发表了《赋到底是什么？是诗还是散文》的文章。到了20世纪末，赵敏俐著《汉代诗歌史论》，则把汉赋纳入汉诗之中进行考察。另一方面，赋文学究竟包括哪些文体，也是学者们关注的问题。游国恩先生等主编...在中国文学史上，赋作为一种独特的文体，历来受到文人的重视，特别是汉赋，从题材、体裁、表现方式、审美形式上，都极大地拓展了中国文学的表现空间，所以，从《文选》开始，赋的创作常常被放在文人文集之首。但是，什么是赋，即哪种文体可以称为赋，哪种文体不可以称为赋，赋是什么，即赋究竟应该属于诗歌还是散文，或者是一种其他的文体，至今仍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 20世纪以来，研究赋文学的人，对赋的内涵和外延进行有益的研究。有学者在诗歌、散文等文体中寻找赋奈恢谩?0世纪初期的曹聚仁先生，曾经发表了《赋到底是什么？是诗还是散文》的文章。到了20世纪末，赵敏俐著《汉代诗歌史论》，则把汉赋纳入汉诗之中进行考察。另一方面，赋文学究竟包括哪些文体，也是学者们关注的问题。游国恩先生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以及各类赋体文学研究著作、汉魏赋体文学选本，甚至包括最近几年的新编文学史著作，则把一些没有标明是“赋”的作品，如七体、对问体文学，都列入赋文体中。费振刚先生等编篡的《全汉赋》，也是依此为取舍标准，故比《文选》及清人陈元龙所撰《历代赋汇》等选本的编选标准要宽泛得多。 毫无疑问，对赋体文学的内涵和外延的探讨，意味着赋体文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但是，客观上，我们也应该看到，上述观点，有可能使赋体文学的界限变得模糊，并最终影响到对赋体文学传统和赋体文学的文体特征的清晰把握。 赋文体内涵和外延的模糊性，始于《汉书·艺文志》，班固云“不歌而诵谓之赋”，以屈原作品为赋，以为荀子、屈原都是“作赋以风”。无论班固之“赋”所指是不是文体，但是客观上我们不能排除班固以荀子、屈原作品为赋体文学的可能。所以，近人骆鸿凯先生《文选学·体式》认为“赋辞通称，辞为大名，赋为小名，其来已旧”。 不过，我们也注意到，在班固之前，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司马迁的这一段话，使我们也可以认为司马迁在这里区分了“辞”和“赋”二者，并且告诉我们，“辞”和“赋”是两个既互相联系，又互相区别的文学体裁，宋玉、唐勒、景差等人喜欢“辞”，而其成名却是“赋”；宋玉等人的文学成就主要应该来自于赋，他们在政治上虽不能“直谏”，但在艺术上的“从容辞令”，与屈原并无不同。拙文《论宋玉唐勒景差“好辞而以赋见称”》对此作了辨析，认为楚辞是诗，而宋玉等人的赋不是诗。 虽然楚辞是赋的重要源头，但是，赋和楚辞不同，这是刘勰早已指出过的，《文心雕龙·明诗》云“逮楚国讽怨，则《离骚》为刺”，则是以楚辞为战国时期的诗。而《文心雕龙·诠赋》则说：“于是荀况《礼》《智》、宋玉《风》《钓》，爰锡名号，与诗画境，六义附庸，蔚成大国。”如此，则刘勰明确表示，赋肇始自荀子、宋玉，而屈原并不能算作是开创赋体文学的人。当然，屈原的作品，特别是《卜居》、《渔夫》，以及收在楚辞中的宋玉等人的作品《九辩》、《招魂》、《大招》，是从楚辞到赋体的过渡，与赋体文学有很大关系，这也是不容否认的。（参看拙著《战国文学史》第六章，武汉出版社1996年版） 20世纪以来，很多学者把赋的起源放在汉代，认为自枚乘《七发》，然后才有大赋，而宋玉的赋不可靠。到了20世纪末，随着《唐革赋》的发现，原来的假说都不攻自破，那么，赋文体的起源，还应该回到刘勰所谓爰锡名号、与诗画境的荀况《礼》、《智》、《云》、《蚕》、《箴》等《赋篇》，以及宋玉《风赋》、《钓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大言赋》、《小言赋》等作品中来。 《文心雕龙·诠赋》说：“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刘勰的这个论述，准确地抓住了赋体文学的基本特征。赋体文学是古诗之流，是从《诗经》六义发展来的，是文学侍从贡献给君主或者皇帝的，班固所谓“或以抒下情而通讽喻，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拥揄扬，著于后嗣，抑以雅颂之亚也”（《文选·两都赋序》）。考察荀子、宋玉赋，我们发现，司马相如、扬雄等汉大赋作家的赋体文学作品所具有的特点，在荀子、宋玉赋中都有明确体现：首先，赋体文学的创作目的是为了讽谏，而且，赋体文学一般都继承《诗经》传统，用序说明创作的目的；其次，赋体文学以对问为基本的结构形式。第三，赋体文学以铺陈排比为基本的描写手法。第四，赋体文学都追求宏丽温雅的审美风格。 由于赋体文学产生在纵横家辈出的战国时期，又由于最初的作者与楚辞有不解之缘，所以，赋体文学自产生之时，就带有纵横家和屈原的影子。但是，赋体文学的最直接的精神传承仍然是《诗经》，从班固、刘勰，一直到程廷祚都强调赋和诗的联系，这是有道理的，而今天的学者更多强调楚辞和战国纵横家对汉赋的影响，而忽略赋体文学在创作目的上与《诗经》的联系，难免有舍本逐末之嫌。 又由于赋体文学在汉代的突出地位，它对汉代的许多文体都产生了影响，而这种影响，也许是互动的关系。日人铃木虎雄《赋史大要》以为“赋颂通名”，近人刘永济先生《十四朝文学要略·赋家之旁衍》云“赋或与箴颂合流”，“或将论说同驾”。案扬雄《酒赋》，又名《九箴》，马融《长笛赋》，又称《长笛颂》，王褒《洞箫赋》，又称《洞箫颂》，项安世《家说》云贾谊之《过秦论》、陆机之《辩亡论》，“皆赋体也”，刘永济先生认为《文选》设论一目，即《答客难》、《答宾戏》、《解嘲》之文，“故赋家之滥觞”。这样的观点，如果强调的是赋与上述文体在汉代某个作家个案之中的相互影响，无疑是看到了问题的实质，但如果把这种影响无限夸大，那就是有害的了。因为箴、颂、论等问题，与赋的功能划分，应该是非常清楚的，所以，章太炎《国故论衡·诗辩》云：“《答客》、《解嘲》兴，文辞之繁，赋之末流尔。”至于以宋玉《对楚王问》为代表的对问体，实际上也是一种应用文体，而以枚乘《七发》为代表的七体，与对问体一脉相承，《文心雕龙·杂文》把它归入杂文之中，应该是很准确的。 要之，今天研究赋文学，我们对赋文学的内涵的认识，固然有不断深入的必要，但是，对于赋的外延，我们应该严格区分赋和受赋文学影响的其他文体的文学，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研究范围，重新回到《文选》和《历代赋汇》所确定的范围中，就是严格限制在以赋命名的作品中，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准确把握赋的内涵及其本质。
赋，中国古典文学的一种重要文体，虽然对于现代人来说，其远不及诗词、散文、小说那样脍炙人口。但在古代，特别在汉唐时诗与赋往往并举连称，从曹丕的“诗赋欲丽”和陆机的“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可窥端倪。 那么，何为赋呢？赋萌生于战国，兴盛于汉唐，衰于宋元明清。在汉唐时期，有只作赋而不写诗的文人，却几乎没有只作诗而不写赋的才子。建安以后乃至整个六朝时期，对赋的推崇甚至于诗。《史记》中称屈原的作品为赋，《汉书》也称屈原等人的作品为赋。后人因推尊《史》、《汉》，所以便把屈原等人作品称为之赋。 “赋”字用为文体的第一人应推司马迁。在汉文帝时“诗”已设立博士，成为经学。在这种背景下，称屈原的作品为诗是极不合适的。但屈原的作品又往往只可诵读而不能歌唱，若用“歌”称...赋，中国古典文学的一种重要文体，虽然对于现代人来说，其远不及诗词、散文、小说那样脍炙人口。但在古代，特别在汉唐时诗与赋往往并举连称，从曹丕的“诗赋欲丽”和陆机的“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可窥端倪。 那么，何为赋呢？赋萌生于战国，兴盛于汉唐，衰于宋元明清。在汉唐时期，有只作赋而不写诗的文人，却几乎没有只作诗而不写赋的才子。建安以后乃至整个六朝时期，对赋的推崇甚至于诗。《史记》中称屈原的作品为赋，《汉书》也称屈原等人的作品为赋。后人因推尊《史》、《汉》，所以便把屈原等人作品称为之赋。 “赋”字用为文体的第一人应推司马迁。在汉文帝时“诗”已设立博士，成为经学。在这种背景下，称屈原的作品为诗是极不合适的。但屈原的作品又往往只可诵读而不能歌唱，若用“歌”称也名不正言不顺。于是，司马迁就选择“辞”与“赋”这两个名称。不过，他还是倾向于把屈原的作品以“辞”来命名，这是由于屈原的作品富于文采之故。而把宋玉、唐勒、景差等人作品称为“赋”。真 正把自己作品称为赋的作家第一人是司马相如。而后，到西汉末年，文人们就常以“赋”名篇自己的作品了。 赋是介于诗、文之间的边缘文体。在两者之间，赋又更近于诗体。从汉至唐初这段时期，赋近于诗而远于文，从主题上看，楚辞体作品主题较为单一，多为“悲士不遇”。而其形式也比较固定，都是仿效屈原作品体式，象屈原那样书写自己的不幸与愁思。 屈原的《招魂》全篇的铺张夸饰，对汉大赋的影响不言而喻。赋自诞生之日便 带有浓厚的文人气息，这就是受楚辞影响极深的原因。骚体赋，多采用楚辞的“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也常继用了楚辞的“引类譬喻” 手法。 赋与诗的盘根错节，互相影响从“赋”字的形成就已开始。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更出现了诗、赋合流的现象。但诗与赋必竟是两种文体，一般来说，诗大多为情而造文，而赋却常常为文而造情。诗以抒发情感为重，赋则以叙事状物为主。清人刘熙载说：“赋别于诗者，诗辞情少而声情多，赋声情少而辞情多。” 汉赋的体式上大致有三种，即骚体赋、四言诗体赋和散体赋（或称大赋）。。从赋的结构、语言方面看，散体、七体、设论体、及唐代文体赋又都比较接近于散文，有的完全可归于散文的范畴。赋的似诗似文的特征，与现代文学中的散文诗有些相像。 它主要有三个特点：一、语句上以四、六字句为主，并追求骈偶；二、语音上要求声律谐协；三、文辞上讲究藻饰和用典。 排偶和藻饰是汉赋的一大特征。 骈文受赋的影响很大，骈比起于东汉，成熟于南北朝。在文章中广泛用赋的骈比形式，是汉代文人的常习。以至于有些以赋名篇的文章都被人视作骈文。象南朝刘宋的鲍照的《芜城赋》、谢惠连的《雪赋》及谢庄的《月赋》等。参考资料：古代文学
“赋”，是铺陈的意思，对事物直接陈述，不用比喻。
赋为一种文学过度时不可少的载体，它以虚词和韵味见长，延续了离骚等的写作风格，介于现实与精神之间，按照现在的话说，它应该算是散文诗的一种，它的缺陷在于过分华丽不符合大众口味，不能广泛推广，它的意义在于，强调了韵调节奏感，奠定了诗于词的基础，赋一旦填曲，我想应该可以唱，从赋所带的感情看，更接近宋词，不过它更有散文的色彩，它的散文特质，又类似八股文，其间，宋玉和司马相如均是作赋高手。`
赋文体内涵和外延的模糊性，始于《汉书·艺文志》，班固云“不歌而诵谓之赋”，以屈原作品为赋，以为荀子、屈原都是“作赋以风”。无论班固之“赋”所指是不是文体，但是客观上我们不能排除班固以荀子、屈原作品为赋体文学的可能。所以，近人骆鸿凯先生《文选学·体式》认为“赋辞通称，辞为大名，赋为小名，其来已旧”。 不过，我们也注意到，在班固之前，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司马迁的这一段话，使我们也可以认为司马迁在这里区分了“辞”和“赋”二者，并且告诉我们，“辞”和“赋”是两个既互相联系，又互相区别的文学体裁，宋玉、唐勒、景差等人喜欢“辞”，而其成名却是“赋”；宋玉等...赋文体内涵和外延的模糊性，始于《汉书·艺文志》，班固云“不歌而诵谓之赋”，以屈原作品为赋，以为荀子、屈原都是“作赋以风”。无论班固之“赋”所指是不是文体，但是客观上我们不能排除班固以荀子、屈原作品为赋体文学的可能。所以，近人骆鸿凯先生《文选学·体式》认为“赋辞通称，辞为大名，赋为小名，其来已旧”。 不过，我们也注意到，在班固之前，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司马迁的这一段话，使我们也可以认为司马迁在这里区分了“辞”和“赋”二者，并且告诉我们，“辞”和“赋”是两个既互相联系，又互相区别的文学体裁，宋玉、唐勒、景差等人喜欢“辞”，而其成名却是“赋”；宋玉等人的文学成就主要应该来自于赋，他们在政治上虽不能“直谏”，但在艺术上的“从容辞令”，与屈原并无不同。拙文《论宋玉唐勒景差“好辞而以赋见称”》对此作了辨析，认为楚辞是诗，而宋玉等人的赋不是诗。 虽然楚辞是赋的重要源头，但是，赋和楚辞不同，这是刘勰早已指出过的，《文心雕龙·明诗》云“逮楚国讽怨，则《离骚》为刺”，则是以楚辞为战国时期的诗。而《文心雕龙·诠赋》则说：“于是荀况《礼》《智》、宋玉《风》《钓》，爰锡名号，与诗画境，六义附庸，蔚成大国。”如此，则刘勰明确表示，赋肇始自荀子、宋玉，而屈原并不能算作是开创赋体文学的人。当然，屈原的作品，特别是《卜居》、《渔夫》，以及收在楚辞中的宋玉等人的作品《九辩》、《招魂》、《大招》，是从楚辞到赋体的过渡，与赋体文学有很大关系，这也是不容否认的。（参看拙著《战国文学史》第六章，武汉出版社1996年版） 20世纪以来，很多学者把赋的起源放在汉代，认为自枚乘《七发》，然后才有大赋，而宋玉的赋不可靠。到了20世纪末，随着《唐革赋》的发现，原来的假说都不攻自破，那么，赋文体的起源，还应该回到刘勰所谓爰锡名号、与诗画境的荀况《礼》、《智》、《云》、《蚕》、《箴》等《赋篇》，以及宋玉《风赋》、《钓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大言赋》、《小言赋》等作品中来。 《文心雕龙·诠赋》说：“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刘勰的这个论述，准确地抓住了赋体文学的基本特征。赋体文学是古诗之流，是从《诗经》六义发展来的，是文学侍从贡献给君主或者皇帝的，班固所谓“或以抒下情而通讽喻，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拥揄扬，著于后嗣，抑以雅颂之亚也”（《文选·两都赋序》）。考察荀子、宋玉赋，我们发现，司马相如、扬雄等汉大赋作家的赋体文学作品所具有的特点，在荀子、宋玉赋中都有明确体现：首先，赋体文学的创作目的是为了讽谏，而且，赋体文学一般都继承《诗经》传统，用序说明创作的目的；其次，赋体文学以对问为基本的结构形式。第三，赋体文学以铺陈排比为基本的描写手法。第四，赋体文学都追求宏丽温雅的审美风格。 由于赋体文学产生在纵横家辈出的战国时期，又由于最初的作者与楚辞有不解之缘，所以，赋体文学自产生之时，就带有纵横家和屈原的影子。但是，赋体文学的最直接的精神传承仍然是《诗经》，从班固、刘勰，一直到程廷祚都强调赋和诗的联系，这是有道理的，而今天的学者更多强调楚辞和战国纵横家对汉赋的影响，而忽略赋体文学在创作目的上与《诗经》的联系，难免有舍本逐末之嫌。 又由于赋体文学在汉代的突出地位，它对汉代的许多文体都产生了影响，而这种影响，也许是互动的关系。日人铃木虎雄《赋史大要》以为“赋颂通名”，近人刘永济先生《十四朝文学要略·赋家之旁衍》云“赋或与箴颂合流”，“或将论说同驾”。案扬雄《酒赋》，又名《九箴》，马融《长笛赋》，又称《长笛颂》，王褒《洞箫赋》，又称《洞箫颂》，项安世《家说》云贾谊之《过秦论》、陆机之《辩亡论》，“皆赋体也”，刘永济先生认为《文选》设论一目，即《答客难》、《答宾戏》、《解嘲》之文，“故赋家之滥觞”。这样的观点，如果强调的是赋与上述文体在汉代某个作家个案之中的相互影响，无疑是看到了问题的实质，但如果把这种影响无限夸大，那就是有害的了。因为箴、颂、论等问题，与赋的功能划分，应该是非常清楚的，所以，章太炎《国故论衡·诗辩》云：“《答客》、《解嘲》兴，文辞之繁，赋之末流尔。”至于以宋玉《对楚王问》为代表的对问体，实际上也是一种应用文体，而以枚乘《七发》为代表的七体，与对问体一脉相承，《文心雕龙·杂文》把它归入杂文之中，应该是很准确的。 要之，今天研究赋文学，我们对赋文学的内涵的认识，固然有不断深入的必要，但是，对于赋的外延，我们应该严格区分赋和受赋文学影响的其他文体的文学，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研究范围，重新回到《文选》和《历代赋汇》所确定的范围中，就是严格限制在以赋命名的作品中，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准确把握赋的内涵及其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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